杏彩体育《三块广告牌》是由马丁·麦克唐纳执导，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伍迪·哈里森、山姆·洛克威尔联合主演的犯罪剧情片。该片于2017年11月10日在美国上映，主要讲述了母亲米尔德里德的女儿惨遭奸杀，但凶手迟迟未落网，案件也逐渐被人遗忘。无奈之下，母亲在公路上竖起三块广告牌对警察局进行质问，随即在小镇上引起轩然的故事。本文将就电影中矛盾的构建与化解，探讨人性之下的愤怒与爱、善与恶的纠葛。

　　作为新生代的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擅长将“黑色幽默、昆丁式的暴力与后现代主题融为一体”[]，《三块广告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当女儿遇害而追凶无果时，一位母亲不得不进行“以暴制暴”式的复仇，小镇与母亲的对质、母亲的复仇之路，向我们揭示了善与恶之下的爱与救赎，以及在愤怒之下赤裸的人性。

　　故事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名叫厄宾的小镇，小镇上的人对彼此的行为相互知晓。这一小镇是导演虚构出来的，但地点却选在了密苏里州，这与2014年美国非洲裔青年布朗遭白人警察枪杀案似乎形成隐晦的呼应，该案引发了广泛的关于警察暴力执法以及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的讨论。影片中也表现了警察暴力与宗教丑闻的情节，如迪克森殴打韦尔比以及米尔德里德在神父上门劝阻时的反讥。但导演以一种黑色的幽默来平衡政治、社会问题与电影叙事的关系[]，在展现故事的同时隐喻性地指向政治社会问题。

　　传统的美国社会地广人稀，人口流动性高，没有深厚的社群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很难维系。但导演却有意塑造这样一个“封闭性”的小镇，只有在这样充满熟人的社会，才能形成电影中的冲突。从影片开头就能看到，树立广告牌是剥离了公权的，也就是法律的干涉，广告上没有出现法律禁止的词汇，米尔德里德也支付了相应的价金，也就是说，是完全合法的行动。但这一行动却招致纷争，因为是处于熟人社会的小镇，首先，他人能够感知到米尔德里德树立广告牌的行为，尽管是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其次，小镇上的人对警长威洛比十分爱戴与支持，加上警长罹患癌症，而米尔德里德却仍然缺乏同理性让警长陷入不堪。因此，小镇上的人与她形成了紧张的敌对关系。这些在工业化的陌生人社会是无法实现的，人们既不会关注到广告牌等出现，也不会因个人情感去干涉一件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这就是为何要虚构厄宾这一小镇作为上演故事的舞台。

　　在小镇上，对米尔德里德的“私人惩戒”也以各种方式展现——车上被学生泼罐头、拔牙时牙医故意不打麻醉、神父上门劝阻等。这种惩戒并非出于公权力，只是私人的泄愤，对此的反击也只能是私人的，例如米尔德里德质问学生并踢裆、刺破牙医的指甲，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以暴制暴”的循环，也是愤怒的不断延展。

　　而遏制这些暴力的私力救济手段的方法，就是向外。小镇的人被排除嫌疑，将危险放逐到外面，而对于小镇以外的人，是不可控的。当米尔德里德要求采集全镇八岁以上男性血样时，警长威洛比却回以“万一他只是路过我们镇呢”、“万一他只是路过我们国家呢”，将矛盾推向小镇之外。而这也与后来出现的嫌犯有戏剧性的重合，也就是住在爱达荷州的碰巧“路过”酒馆而吹嘘自己行为的嫌疑人。居住在小镇之外的“闯入者”展现出真正的邪恶，超越了狄克森、牙医等小镇居民。这似乎也是在做某种辩护，把暴力、法外执法、巨大的无处发泄的愤怒引向外部，企图在内部形成平衡。

　　本片塑造冲突的焦点是三块广告牌，母亲米尔德里德租下三个广告牌，直接质问警察局警长威洛比女儿遇害案件的进程。米尔德里德作为受害方家属，是值得同情的，但当她以这种“反叛”的手段直接挑战警长时，却招致一系列的质疑，并形成诸多矛盾。

　　在缺乏社群基础之下，家庭成为避难所，基督教伦理又进一步强化家庭价值并赋予其神性的高度，但电影所呈现的家庭却是支离破碎，并没有体现出其温馨祥和。米尔德里德与丈夫离婚，独自带着儿子与女儿，但即便是这半个家庭，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家庭成员之间粗口连篇，女儿在受害当天出门前，母亲在争吵中诅咒她被，而后一语成谶。母亲也背上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也是她不断给警察局施压，树立广告牌，要求揪出真凶的动力之一。

　　而广告牌的树立同时给家庭带来矛盾，从整体来看，作为家人，儿子与父亲对女儿的悲惨遭遇同样感到悲伤，但他们也同样不支持米尔德里德的行为。儿子认为广告牌只会不断让他回忆起家人的遭遇从而感到更加痛苦，广告牌也让他在学校遭受非议。前夫也找上门来表示“广告牌不能让她起死回生”，甚至动手威胁前妻，并在一次醉酒后放火烧了广告牌。这种愤怒与对立并不是无道理地展现，透过愤怒，我们可以看见人性之下的真我。广告牌所引起的家庭的矛盾将米尔德里德推向了孤独的境地，也就是一个人孤独的抗争与复仇。

　　米尔德里德的广告牌直接的对话对象是警察局的威洛比警长，但她并未对警长本人抱有很大的仇恨，她实质上是对整个碌碌无为的警局表示不满。因此，虽然她的目的是寻求杀害女儿的凶手，但最尖锐的矛盾却指向了警局。米尔德里德的愤怒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愤怒，即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这种愤怒不仅包含由种族与阶级不平等引起的仇恨，也包括对由于政府不作为产生的信任丧失，这种愤怒最终化为脱离公权的私力救济，也就是竖起广告牌并进行电视报道。

　　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权威性”组织时，如警局和教会，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对这些组织作了解构性塑造，去消弭其中的权威。当神父登门劝阻时，米尔德里德表示“教会只是名字更好听些罢了，本质上就是个帮派”，神父也需要为教会中犯罪的人承担责任。而警局的呈现，也是一种“帮派性”的，威洛比死后，新任警长第一次来到警察局，其中一个警察让他出示文件证明，但警长并未照做，而是通过向狄克森施压，要求他交出枪和警徽来树立权威。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帮派式而非法律性的。通过这种解构，无论是世俗还是法律所建构的权威都已破灭，转向个人的对抗。

　　个人对抗的典型就是米尔德里德与警察狄克森之间的对立。狄克森对米尔德里德的仇恨并不是出于警察这一社会权威性身份，而是他个人对威洛比警长的尊敬，他认为米尔德里德的行为冒犯了警长，尤其是警长将要离去，因此他逮捕了她的朋友丹尼森，要求撤掉广告牌，并在警长死后殴打广告商韦尔比并将其推下窗台。其反击的手段也是愤怒的、充满暴力的，虽然穿着警服，但实质上也在进行一种私力报复。

　　综合来看，不论是哪种矛盾，个人都在不断与家庭、组织、社会相剥离，也就是这条复仇之路始终是孤独、压抑的，而被愤怒与绝望支配的母亲，其行动完全是破坏性的。无论是刺破牙医的指甲还是放火烧了警察局，我们无可否认其中的“恶”，是在愤怒之下人性的“恶”的完全展现。

　　这些愤怒行为的转折点，在警长死后留下的信。在威洛比第一次与米尔德里德沟通时，他袒露自己其实患上癌症时日不多，他期待获得的是米尔德里德的同情，但电影里的母亲并没有选择与其共情并妥协——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交易，警长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要求母亲必须共情自己，却没有以平等的姿态去共情母亲。但这封信，就像此前的匿名信，剥去了身份来认同米尔德里德的行为。在他尚存于世时，警长没法以开放、坦诚的方式去支援米尔德里德，只能卸下这重身份，以一个普通民众、甚至是匿名的方式来默默支持她的行为，匿名意味着可以是任何人，也就抹去了一切阶级的、种族的、性别上的差别，是一种平等的关怀，是人性善意的释放。

　　当我们看到米尔德里德身上强硬凶猛时，同时不能忽略其身上的温情。在广告牌被烧毁后，她先是说“我要弄死那群混蛋”，这是她的愤怒，但紧接着，米尔德里德开始扮演毛绒拖鞋进行对话，这一幽默的方式展现其内心的纠结。当她在侍弄广告牌下的花时，遇到一只偶然经过的小鹿，表示“你很漂亮但并不是她”并痛哭，这是一个母亲的歉疚与坚持。在她放火烧毁警局前，她多次拨打警局电话以确保里面没有人杏彩体育。她的愤怒并不是对外进行伤害，而是为了对罪犯进行应有惩罚，以此来抚慰其内心的伤痛。当她在警局与警长威洛比对峙时，二人一开始咄咄逼人，但当威洛比突然咳出血时，米尔德里德脱口而出“我知道，宝贝，我去叫人”，二人的气氛由相互攻击转向善意与爱的展现，这同样是人性的真实表露。

　　还有一封重要的信是警长写给狄克森。狄克森被新任警长开除赋闲在家，此前他一直呈现出一种被母亲控制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不成熟形象，与米尔德里德对抗，暴力执法。但警长却在信中告诉他“爱产生平静，平静产生思考，愤怒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此时，警长实际上扮演了狄克森生命中的父亲，这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就是放下愤怒，理性地思考问题。大火燃起，迪克森带着安吉拉案的卷宗从警局里跳出，他浴火重生，完成蜕变。他在酒馆中巧妙地采集了嫌疑人的DNA并记下车牌号，对后续的复仇起到关键作用。当他被告知DNA比对并不匹配时杏彩体育，他对公权力彻底失望，交出了自己的警徽——他始终追求的身份象征，彻底与这一权威性社会身份告别，而去追求由爱而生的善。当他和米尔德里德一起踏上去爱达荷州的路程时，米尔德里德告诉他她就是那个放火烧警局并导致他受伤的人，他也只是付之一笑“不然呢，还能是谁？”此时他已经放下愤怒，而是转向爱与思考。此时我们的视角由母亲与凶手之间的矛盾转向母亲与狄克森之间的矛盾，当他们之间的矛盾消解，两个人之间的恶得到了救赎，且是没有条件、甚至“以德报怨”的善的救赎。此时，复仇就变得“不太确定”，变得“可以在路上讨论”，因为他们恢复理性状态，开始考虑是否要将愤怒继续蔓延。

　　除了直接受警长的信影响的人外，小镇上其他人也表示了无私的善意。米尔德里德放火烧毁警察局时，偶然路过的小矮人挺身而出，为她作伪证，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无条件展现的善意。而狄克森在被烧伤后在医院遇见了此前被他殴打的广告商韦尔比，韦尔比仍然递给他一杯果汁，韦尔比没有怨恨的情绪吗？当然是有的，但他并没有让愤怒蔓延并控制自己，而是向狄克森释放无条件的善意。在影片前半段，我们似乎更多在与母亲共情，但到后半段，我们实际认同了警长，也就是和解与温情，用以德报怨来化解仇恨，用爱来使人性中的“善”展开。

　　从整个案件的解决方式来看，其中展现的更多的是个人的私力救济，不论是米尔德里德通过树立广告牌来与警局进行对峙还是她在影片最后与狄克森一起去往爱达荷州寻找在曾在酒馆出现的嫌疑人，都是用个人行为来伸张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实现自我救赎。与此对应，传统的权威性机构在此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作为阻碍与寻求正义的个人进行对抗。导演并没有像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尽量将其包装成“政治正确”，而是表现出对公权力的失望与不信任，对社会无力的愤怒与绝望。在当下法治社会，这种“私力救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是值得质疑的。但导演既然塑造了厄宾这样一个小镇并有意解构权威，说明其更多地想要剥离社会身份，去寻求人性中的善与恶，去看在愤怒与爱之下人性的张开。

　　影片反复强调“愤怒只会煽起更大的愤怒（Anger begets greater anger）”这一台词，但就影片展现来看，愤怒似乎也是通往和解的唯一路径，没有米尔德里德树立广告牌的行为，案件可能就作为悬案不了了之，廉价的共情逐渐消散，被人遗忘，正义永远得不到伸张。学会理解与爱当然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但人性不只是由爱展开的善，还有愤怒展开的恶，而这种凶恶，在某些场景是不可或缺的。

　　总体来看，影片展现的并不是人进入社会的过程，而是人通过愤怒与爱，卸下社会性，回到人性上的善恶、仇恨与宽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承受了愤怒，并不断转移；而爱使人恢复理性，重拾善意。电影结尾巧妙利用留白，我们无从得知米尔德里德与狄克森最终是否进行复仇，为整个悲情的故事留下一丝温情。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